第A12版:扪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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返回头版 | A12 | 您浏览的数字报日期是: 20150228  

忏悔录》人谁无过 过而能改 善莫大焉

没有守护病危哥哥到最后一刻是我一生的亏欠

我就这样离开了哥哥,再也见不到那个关心我、体贴我、无怨无悔为我付出的好哥哥了! ———作者


2003年,曹学芬(左二)与哥哥(左一)、嫂子(右二)、爱人肖南合影



1967年,曹学芬在画宣传画



    

  我守在病床边观察哥哥的病情,心里很担忧。可是我那时更担忧的是老伴,思绪飞向老年公寓,担心他身体不好,怕他万一有个闪失身边无人。我很焦虑,不停地看表。侄女可能看出我魂不守舍的样子,便对我说:“老姑,你回去吧,我们人多你不用在这儿。”我借此机会就下了台阶……

父亲重男轻女

哥哥处处护着我

  我出生在一个封建专制家庭。父亲一人当家,说一不二,称得上霸道;同时他又特别重男轻女,我来到这世上可说是多余的。据母亲讲,我小时不哭不闹,是一个十分听话的乖孩子。然而,父亲却对我不屑一顾,哥哥才是他的掌上明珠,要星星不给月亮。在家里,母亲说话不算数,从不敢反驳父亲,可是大我7岁的哥哥就敢反驳父亲,于是哥哥从小便成了母亲的代言人和我的保护神。

  在我3岁的时候,因在饭桌上挑肉吃,头重重地挨了父亲一筷子,从此我再也不敢挑肉了,连菜都不敢夹,总是低着头默默地吃着碗里的饭。母亲给我夹过几次菜,却被父亲训斥:“她没长手吗?”母亲就不敢再夹了。哥哥目睹这一切,立马就往我碗里夹了几块肉,可我不敢吃。哥哥看我可怜兮兮的样子,不停地催我:“咋不吃?快吃。”说着,他又给我夹了两块肉。父亲看看哥哥又看看我,竟变得温和了:“吃吧,自己夹菜,以后别让你哥夹了。”从那以后我敢夹菜了。

  哥哥平时对我的关心是很周到的,每当父亲给他好吃的、好玩的,他总是问:“给学芬了吗?”因为没我的份儿哥哥从不伸手,所以每当父亲给他东西时,总是有话在先:“已经给你妹了。”可哥哥还不放心,还得看看,如果我分得少,他就再给我一些。

  我6岁那年夏天,与小朋友树仁去铁路边捡石子玩,一不小心摔了一跤,额头正磕在铁轨上,磕了一个像小孩儿嘴一样大的口子,流了很多血。这吓坏了树仁,她立马掏出手帕捂住我的伤口,扶着我往家走。好在离家不太远,母亲和哥哥都在。母亲看我脸上、衣服上,还有树仁手上都是血,惊恐万分,顿时慌了手脚,不知如何是好。机灵的哥哥立刻朝着母亲喊:“快!快去医院!”可母亲为难了,父亲不在家,她分文没有,束手无策。可哥哥却急中生智:“妈,你和学芬先走,我去李叔家借钱。”“你一个小孩去借钱行吗?”“行,我和树仁一起去,有树仁作证。”

  李叔是树仁的父亲,他果然把钱借给了哥哥。我们刚到医院,哥哥一路小跑也赶到了医院。那时医院人也少,医生马上把我带到处理室,清理脸上的血。伤口很大,在右边额头上,需要缝合,医生让母亲、哥哥在外面等候,哥哥在关门的一瞬间挤进去对医生说:“大夫,请你给我妹好好缝,千万别留疤,她是女孩,脸上有疤长大就找不到婆家。”哥哥回头又对我说:“别怕!一会儿就好了。”医生笑了:“放心吧,她会找到婆家的,你真是个好哥哥。”我的伤口处理及时缝合又好,脸上真的没留疤。

  我7岁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,是出麻疹,高烧不退,话都说不了,几乎到了奄奄一息的程度。母亲很焦急,要给我请医生,但霸道又愚昧的父亲说什么也不同意请医生,他认为庸医杀人,病人只需要营养和水。母亲急得都哭了,在这种情况下,哥哥向我父亲大发雷霆:“你再不找医生给她看病,她就死了,她这么大了死了难道你就忍心!你不请大夫,我就离家出走,永远不回来!”在哥哥的要挟之下,父亲终于请了一位当时在长春很有名的中医———外号“赵小孩”。我吃了他两服药,很快就好了。哥哥救了我一命。

  转年(1948年)长春被围,东北其他地方都解放了,只有长春被国民党占据着。城里无粮、断水、断电、交通瘫痪,不时有人饿死。我和母亲(母亲在孤儿院帮忙,把我带在身边)在孤儿院,还算有点吃的,但也有一些孤儿饿死。父亲和哥哥在家,哥哥15岁就给“民政局”科长当打杂的,每月给10斤黄豆,父亲在家到处挖野菜、避着国民党兵偷着捡美国空投大米,勉强活着。到了9月实在熬不下去了,父母觉得与其饿死在城里,不如冒险出城,可能有生的希望。因父母准备的粮有限,4口人吃只能在蹲卡哨时维持四五天,所以父亲对母亲说:“这回出城就不带学芬了,少一张嘴我们还可以多维持一两天,赶上放人我们就活命了,反正学芬在孤儿院有吃的,饿不死……”母亲不同意,父亲急了,大声吼叫着:“咋不行?都到这时候了,扔孩子的不计其数,你们孤儿院的孩子不都是被父母扔的吗!”母亲第一次反抗父亲:“那得开家庭会议,征求学澜的意见!”母亲把事告诉了哥哥,哥哥气得火冒三丈,瞪着他那本来就大的眼睛愤怒地朝着父亲喊着:“不带我妹,我和我妈都不走了,你自己走吧!我们死也要死到一起!”就这样,我随同父母、哥哥出城了。很幸运,当时正赶上解放区放人,我们在卡哨一天也没蹲就顺利地到了解放区。哥哥又救了我一命。

 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。当时父亲年迈,母亲要出去工作,可是父亲有着严重的封建思想,认为女人就不应该抛头露面,极力阻拦母亲挣钱养家。哥哥目睹家中的困境,初中刚毕业就义无反顾地用自己单薄的肩膀扛起家庭生活的重担,到长春市第二百货公司宣传科工作。哥哥虽然只有初中文化,但他好学,喜欢读书,能写会画,在二百货工作不久就被团市委调去。哥哥工作积极认真,生活简朴,那时挣钱不多,每月工资都如数交给父亲,大热天连一个5分钱的冰棍都舍不得买。

  哥哥很关心我的学习,无论工作多忙,他总是抽空过问我的学习情况。在他的关注下,我的学习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很好。可是到了初中二年级,我开始对画画着了魔,却忽略了其他学科,这样我的期末考试成绩下降,只有美术、音乐两科是5分。成绩单到手我害怕了,不敢往家拿,当哥哥向我要成绩单时,我撒谎说:“老师卷子没判完,没发。”“什么时候发?”我胆怯地说:“可能开学发吧。”哥哥一言没发站起来就走了。

  第二天中午,哥哥怒气冲冲地回到家,直奔我的小屋,把我收藏的画、我画的画全部拿出来,向外屋炉子走去,要把这些都烧掉。我急得一边哭一边拦着哥哥不让他烧。父亲看到这情景,也火了,他向哥哥吼:“你放下,她还有爹有妈,用不着你管!”这是我长这么大父亲第一次护着我。哥哥看看父亲又看看我,最终还是把画放下了,拂袖而去。晚上下班后哥哥火气消了,平静又严肃地对我说:“学芬,你撒谎,成绩单已发了,今天上午我给你们班主任老师打了电话。”停了一下,哥哥若有所思地说:“如果你再这样下去,明年升学就希望不大了。今后你不要画画了,一定把理科学好,这个暑假你要多做题……”后来我虽然心里还是很想画,但一想到哥哥那副严肃的面孔,只好放弃画画,一心扑在其他学科上。

  三年级一开始因为要毕业了,年级要开中队会,内容是畅谈自己的理想,事先叫大家准备。我回家对母亲讲,这回我务必得画两张,因为我的理想是将来当一名画家。母亲叫我放学抓紧画,在哥哥下班前就收工。可那点时间太短了,画不了几笔,我们娘儿俩正在商讨,哥哥回来了,他对母亲说要去沈阳出差,得下星期二回来。这可把我乐坏了,难题解决了,这几天我可以大胆地画了。我选了两幅画临摹,一幅是徐悲鸿的马,一幅是齐白石的鸡,我利用星期六的一个晚上把老师留的作业全做完了,星期天从早饭后一直画到晚上9点才画完。我画了一天很累,没收拾就上床了。刚睡着,外面的敲门声就把我惊醒,是哥哥提前回来了。坏了!我下地收拾已来不及,就索性装着睡着了。他看见摆在桌子上的两幅画问:“妈,这是谁画的?”“你妹画的。”“是学芬画的?”“是呀。”“画得不错,看来她很有绘画天赋。她既然这么喜欢画画,那就让她画吧。那次我发火要烧她的画是怕她文化课不好,升不了学,害得学芬那样伤心,过后我很后悔。她记恨我了吧?”母亲说:“没有,她知道你是为她好。”从那以后,我争分夺秒地边学习、边画画。

考上鲁美

迎来人生第一个春天

  快毕业了,艺术院校提前招生,我报考了东北三省唯一的一所美术院校———鲁迅美术学院附中(当时校名还是东北美专,1957年才改为鲁迅美术学院)。那时本科不对外招生,附中每年在东北三省只招40名学生,毕业直接进入本科,共学9年。它在长春只录取4人———三男一女,我被录取了,我是新中国成立后长春市第一个考取美术院校的女生。当我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,激动得不得了,很难用语言形容,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春天。我感谢哥哥,若没有他的发火、监督,我文化课不抓紧很可能就落榜。

  去沈阳报到之前,家里为我准备行装。被褥、洗脸用具、衣物等几乎都是新的,只有被面是个旧的。哥哥非要把他那个好朋友送的紫红色的提花缎子被面给我,我不要,母亲也不同意:“那不行,你留着结婚用,不能什么都给学芬。”“她长大了,女孩子要体面点,我要那被面干啥?我等学芬毕业再考虑婚事。”“她毕业得猴年马月啊,早着呢,这被面绝不能给她。”由于哥哥的一再坚持,母亲拗不过他,最终漂亮的被面还是给我了。

  上世纪五十年代大家都很穷,我到了学校一看我的同学行李都特别俭朴,相比之下我的着装、行李就很显眼了。当时助学金分一、二、三等,40个人里只有三四个没评上助学金,其中就有我一个,可能因为我的行装太“华丽”了吧!我写信告诉了家里,哥哥来信劝我:“评不上就评不上,不要有压力,哥哥是能供得起你的,放心吧。”当时哥哥每月工资62元,可他每月给我寄20元,母亲让他少寄点,因为15元够用了。哥哥没听母亲的,他每月26日开工资我28日准时接到钱,从没延误一天。剩下的钱他还得养家糊口,平时他一分钱都舍不得花,换洗的衣服少之又少,连一件毛衣都没有,更谈不到手表。母亲要给他买毛线织毛衣,他不要,非要给我,他对母亲说:“你给学芬吧,女孩子爱美,我穿什么都行,以后你不要总想着我。”那时哥哥已经二十五六岁了,母亲对他的婚事很着急,可每次有人来提亲他都拒绝了。哥哥为了供我读书和养家糊口,延误了娶妻生子。

  1957年反右、1958年大跃进,学校经历了政治运动的洗礼后执行了一条极左的路线,认为有些学生家庭出身不好,社会关系复杂,个人表现不积极,只专不红,不是无产阶级培养的对象,所以就没有继续求学的资格。我是其中一员。我父亲有历史问题,舅舅也有历史问题,而且当时还在监狱服刑,哥哥也被打成反党小集团的一分子,我又是个只专不红、思想落后的学生,自然逃不脱这一劫。

  这个打击对我来说如同五雷轰顶,我当时痛哭流涕,好似天塌一样。与我同命运的同学冬立英是哈尔滨人,她比我大两岁,比较冷静,陪我一同回到我的家中,见到了我的父母和哥哥,向他们述说了我们遭到勒令退学的厄运。母亲流泪了,哥哥沉默了好一会儿之后,温和地对我们说:“没关系,这不是你们的错,不上大学不一定就没出息,有好多作家、画家、表演艺术家都没上过大学;只要不放弃你们的理想和追求,继续努力还是会成功的……”他举了很多古今中外成名成家的例子,足足讲了大半夜。哥哥铿锵有力的话语,不仅安慰了我们,同时也大大地鼓励了我们。好在学校并没有把我们推出去不管,给我们分配了工作。那时正是大跃进,各省都成立电影厂需要人,我家在长春就分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;冬立英去了黑龙江画报社;其他几个被勒令退学的同学,工作也不错。

  当年9月1日,我到长影人事科报到,被分到第三摄制组搞化妆。接触了这项工作,我才知道化妆原来只是给演员的脸进一步美化而已,与绘画完全是两个门类。在我心里,万般皆下品,唯有绘画高。离开美院本来心情就不好,这回工作又不随心,离我的画家梦太遥远了!我越想越痛苦,吃不下睡不着,着急上火得了重感冒,住了七八天院。哥哥望着忧虑的我,陷入了沉思,最后终于想出个办法,让我去找李光复厂长。可我刚出校门让我去找厂长谈工作我很打怵,没有勇气。哥哥看我懦弱的样子,便鼓励我说:“据说李厂长很平易近人,没架子,你勇敢点,把你的情况讲给他,听说他早年也是学画的,会理解你的。”在哥哥苦口婆心开导下,我终于鼓起了勇气找李厂长谈工作,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果然,李厂长是一位非常理解人的好领导,他温和地说:“现在只有绘景(绘景是在摄影棚内搭置的场景的天片部分,画出山川原野或建筑物———编者注)组缺人,比你在校画的画大多了。笔是个大刷子,颜料得在水桶里调,那是体力劳动,看你很单薄,干这项工作不太合适,你还是先干化妆,以后有合适的工作再给你调。”我当时铁了心不想干化妆,就坚决地表态:“我行,我去绘景组。”就这样,刚上班不久我就离开了第三摄制组,来到绘景组。我在绘景组只工作了4个月,年底厂里成立了美术片组,李厂长没有忘记我,把我调到美术片组搞动画设计。春节过后,厂里又派我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学习。我感谢哥哥,是他的引导、建议和鼓励,让我又迎来了第二个春天。

我和哥哥各自有了家庭

但他对我的牵挂没有减少

  在上海学习紧张又愉快,收获不小,一年后结业载誉而归。这期间我已有了男朋友,他是长影翻译片演员肖南,个人条件还不错,我们于1960年9月底结婚了。哥哥在我之后也结婚了。

  我和哥哥各自有了家庭,有了子女,可我们兄妹的手足情并没有因此而变淡,往来仍旧很密切。哥哥关心我胜于我关心他。哥嫂的收入没我们多,孩子却比我们多,尽管母亲与他们生活在一起(母亲有点退休金),但他们的生活水平还是不如我们。上世纪六十年代物资紧缺,他家粮食不足,有时单位分点地瓜、土豆、萝卜等菜,他还是想着我,总是挑好的、大的,骑车大老远地给我送来。有时我给哥哥点钱,他说什么也不要,还跟我急眼。记得有一次他来我家,帮我种地(我家窗前有块地)时把外衣脱了,我可得到了机会,便把50元钱偷偷地放在他的衣服内兜。种完地哥哥骑车就走了,我很高兴他总算把钱拿走了,可是晚上要睡觉时,我在枕边居然发现了那50元钱。1995年我退休后和我爱人去杭州某大学讲课挣了一点钱,我给哥哥寄了2000元,他立马又给我寄回来了。他在信上说:“你们在外讲课不容易,肖南身体又不好,小儿子还没结婚,需要钱的地方多,你不要老想着我……”

  “文革”期间哥哥经常给我敲警钟:“少说话!言多必失。”我牢记哥哥的话,我爱人也很谨慎,所以我们没受到任何冲击,一切可称平安。可是,1969年下乡插队落户却有我爱人。我当时在单位是个大忙人,每月在红旗街出一次长达24块胶合板的大批判专栏,写、画的工程是很大的,我是主力单位离不开,所以我没被他带走,家也就没下去,只是肖南自己下乡了。他扔下我们老少四代5口人:两个生病卧床的老太太———婆母、姥姥婆(婆婆的母亲);两个小孩———一个还在哺乳、一个不满8岁,这让我感到束手无策,苦不堪言。哥哥目睹了我的困境,比我还着急上火,他考虑再三最后决定让母亲过来帮我。那时他家是很需要母亲帮助的。他有4个孩子,大孩还没我的大孩大,小孩比我的小孩还小,可他舍弃了自己的利益,让母亲到我这儿来帮忙。我的负担减轻了,他的负担却加重了。嫂子上班远,中午不回家,晚上回到家已很晚,4个孩子的吃喝拉撒基本上都是他管。在班上他还是个小头头,工作也忙,身体又不好,经常感冒,可想而知母亲来帮我他的压力有多大!好在肖南在乡下待的时间不长,不到两年就抽回来了。全家大喜,哥哥高兴的程度一点不亚于我。

  随着岁月的流逝,孩子们都长大了,就业、结婚的事又接踵而来。1995年小儿子结婚,装修房子时哥哥经常光顾现场。他知道我们夫妻不懂行情,又不会讨价还价,经济条件又不是很好,为了给我们省点钱,有的活他不让找人干,他要自己干。比如给阳台装玻璃,他说:“这活我干,别找人。”我问他:“你会拉玻璃?”“我下工地学过。”我听了他的话,拉玻璃的活就让他干了。第二天他去单位借了拉玻璃的刀,早早就来到现场拉玻璃。可是,他拉一块坏一块,一连坏了好几块。舍不得把坏玻璃扔掉,他又把两块、三块拼到一起安到窗框上。安的几块玻璃全是拼凑的,很不美观。站在旁边的小儿子看不过眼,就对我说:“妈,别让舅拉了,他不是专业的,把玻璃都拉坏了,整个阳台全是拼的多难看!”“你舅是为了给咱省点钱。”“这样一拉最后玻璃不够了,岂不是更费钱?”哥哥抬起头,只见他的额头上沁满汗珠,一脸的无奈和愧疚,放下了手中的刀。虽然这是小事,但哥哥的一片心我领了。

  1997年1月27日,我的老伴得了肺结核需要手术。记得那天大雪纷飞,寒风凛冽,一大早哥哥就赶到医院,与我一起把肖南送到手术室。然后哥哥陪我守候在手术室门口,不停地安慰我:“肖南没事,你别担心。”他还把自己攒的体己钱给我,我说什么也不要,哥哥又非给不可,我俩在手术室门前拉拉扯扯,引来了患者和医护人员驻足观望,还以为我们兄妹是在打仗。当时我们很不好意思,停止了拉扯。我们等了4个小时手术才结束,医护人员把肖南推到重症监护室,哥哥一直到晚上天都黑了,才在我的百般催促下回家了。第二天他又冒着风雪,骑着他那辆又旧又破、除了铃不响什么都响的自行车来到了医院。哥哥从小身体就不好,抵抗力很差,小病不断,十分瘦弱。我望着哥哥那有气无力的样子,又心疼又难过。

  光阴似水,岁月如梭,一瞬间我们都老了。2004年,我和老伴为了摆脱家务事,住进了老年公寓。当时哥哥和嫂子都到了古稀之年,身体又不好,每天基本都窝在床上,很寂寞。所以,哥哥非常盼望我去。我住的公寓在市郊,离哥哥住所很远,坐公交车往返需要3个多小时,我每个月只能去一两次。哥哥见到我总是非常高兴,我们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、唠不尽的嗑,谈文学、电影、戏剧、美术、社会、亲友、家庭、子女……有时谈得很兴奋,有时也很伤感。我和哥哥在一起总觉得时间过得很快,可又不能久坐,哥哥理解我,怕我惦记肖南,又怕肖南挂念我,所以每次都是他催促我:“走吧,时候不早了。”紧接着又依依不舍地补充一句:“还什么时候来?”

  哥哥的身体越来越不好,每年因肺气肿都要住一两次院,瘦得皮包骨,弱不禁风,个子变小了,眼睛更大了。每次从医院看他回来,我的心都纠结着,担心哥哥会离开我,泪水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模糊了我的眼睛。

  2007年4月6日下午3点左右,我接到侄女的电话,说哥哥又住院了。我立刻赶到医院,看见哥哥闭着双眼平卧在床上,面戴呼吸罩,胳臂上插了很多管子。侄女对哥哥说:“爸,我老姑来看你了。”哥哥很吃力地睁了一下眼,很快又闭上。当时我觉得哥哥意识虽然还算清醒,但比往年病情严重。我守在病床边观察哥哥的病情,心里很担忧。可是我那时更担忧的是老伴,思绪飞向老年公寓,担心他身体不好,怕他万一有个闪失身边无人。我很焦虑,不停地看表。侄女可能看出我魂不守舍的样子,便对我说:“老姑,你回去吧,我们人多你不用在这儿。”我借此机会就下了台阶,对侄女说:“我明天一早就过来,你爸没事。”

  当时外面天色已暗下来,就这样我赶上最后一班车回到了老年公寓。第二天早晨4点,天还没亮,电话铃声响起,把我从梦中惊醒。我想,这一定是侄女的电话,我意识到凶多吉少,心怦怦直跳。一接电话,果然是侄女打来的,告知哥哥已于凌晨1点去世。

  放下电话我号啕大哭,后悔自己私心太重,昨晚没能陪哥哥走完人生最后一程。遗憾、痛楚、纠结、悔恨、悲伤……铺天盖地涌入心头,我顿时感到天昏地暗,头昏脑胀,躺在床上起不来了。老伴千方百计地安慰我、开导我,我在床上足足躺了一天一夜,第三天才强挺着去参加哥哥的葬礼,瞻仰了他的遗容。与他诀别,我又一次痛哭流涕,儿子和侄女们怕我哭坏了身体,立刻把我架到汽车里。我就这样离开了火葬场,离开了哥哥,再也见不到那个关心我、体贴我、无怨无悔为我付出、百里挑一的好哥哥了!

  今年哥哥去世已八个年头了,可他的音容笑貌在我的脑海里仍旧历历在目。他的声音、他的影子好像总在我的身边,他永远活在我的心里。同时,我的遗憾和懊悔并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冲淡,哥哥对我付出的是“涌泉”,而我的回报仅仅是“滴水”,为此我悔恨终生。假如来世我还做他的妹妹,必定好好回报他,以弥补我对他的愧疚和亏欠。

   曹学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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